在當下的哲學版圖中，歐陸哲學和分析哲學的分裂不僅是一個既成事實，而且已經(jīng)滲透到哲學研究的各個層面，導致了研究范式的隔絕、評價標準的迥異、學術共同體的分化，甚至在有些場合被意氣用事地夸大為一種“政治性分裂”。這種分裂不像是學科內部的，更像是學科間的。
現(xiàn)在，除了自愿或被迫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哲學工作者還能說些什么、做些什么？弗里德曼認為，只有真正理解了分裂的歷史緣起，我們才能對它的未來有所判斷。在《分道而行》中，他通過對哲學文本和歷史文獻的細致分析，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分裂如何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產(chǎn)生，產(chǎn)生分歧的雙方、分歧的調解者如何處在新康德主義運動這個共同的思想語境中。在此基礎上，他還不無野心地提出了消除分歧的可能方案。這部優(yōu)秀的思想史著作充分展現(xiàn)了弗里德曼的思想視域和理論深度。張卜天與南星兩位譯者精誠合作，與弗里德曼本人保持密切溝通，為我們獻上了一個可讀、可信、可流傳的中譯本。
《分道而行》，作者：（美）邁克爾·弗里德曼，譯者:張卜天，南星版本：商務印書館2021年4月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7月18日專題《上升的一切終將匯合：卡西爾與海德格爾的世紀交鋒》的B06-07版。
B01「主題」上升的一切終將匯合：卡西爾與海德格爾的世紀交鋒
B02-03「主題」思想的對峙：海德格爾與卡西爾的世紀之爭
B04-05「主題」裂隙的回響：當代哲學的身份焦慮
B06-B07「主題」《分道而行》：歐陸哲學和分析哲學的分裂與和解
B08「紀念」哲學教授朱銳離世之后
撰文丨孫寧
達沃斯的交鋒與可能的和解
1929年夏天，瑞士小城達沃斯見證了20世紀歐洲最重要的哲學交鋒之一。這場辯論在恩斯特·卡西爾與馬丁·海德格爾之間展開，前者是馬堡學派的領袖，剛剛完成了代表作《符號形式哲學》的第三卷，后者是《存在與時間》的作者，剛剛接任胡塞爾在弗萊堡大學哲學教席。許多年輕和年長的哲學家都前往達沃斯，其中也包括邏輯實證主義學派的核心人物魯?shù)婪颉た柤{普。這個重要的思想史事件正是《分道而行》的聚焦點。在這場辯論的臺前和幕后，三位哲學家的思想分歧展露無遺。除了哲學上的異見，他們之間似乎存在著一些潛在的政治甚至個人矛盾。弗里德曼告訴我們，卡爾納普認為自己對海德格爾的攻擊“不僅是出于純粹的哲學動機”，而是“一場更大的社會、政治和文化斗爭的一個必要部分”。（《分道而行》第46-47頁，下同）海德格爾與卡西爾的交鋒也隱含著某種政治訴求：海德格爾通過“對《純粹理性批判》本身作一種徹底‘反理性主義’的解讀”，“與新康德派‘理性主義’在當時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直接交鋒”，最終“贏得了達沃斯那些年輕學生的支持”。（第27頁）無論如何，即便只是哲學上的分歧，也足以使這場公開辯論成為令人難忘的戲劇性事件。在為期三周的會議結束時，海德格爾是否握了卡西爾伸出的手，不同的回憶者給出了不同的說法。
在弗里德曼的敘事中，真正產(chǎn)生分歧的不是兩位辯論的主角，而是海德格爾與卡爾納普。在達沃斯辯論期間，海德格爾與卡爾納普進行了非正式的討論。辯論之后，卡爾納普閱讀了《存在與時間》，在1930年11月寫出了《通過語言的邏輯分析消除形而上學》的第一稿（定稿發(fā)表于1932年）。在這篇文章中，他用海德格爾在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說《形而上學是什么？》（1929）中的句子作為形而上學偽命題的典型例子。海德格爾同樣看到，他與卡爾納普對哲學的看法存在著根本性的分歧，這讓他們失去了任何對話的可能性。他在發(fā)表于達沃斯辯論之前的《現(xiàn)象學與神學》（1927）中寫道，“兩種立場從殊為不同的任務方面得到規(guī)定。第一種立場想把一切思與言，包括哲學的思與言，置于一種可在技術—邏輯上建構起來的符號系統(tǒng)的統(tǒng)治之下，亦即把它們固定為科學的工具。第二種立場起于這樣一個問題，即：應把什么東西經(jīng)驗為哲學之思的實事本身，應如何言說這種實事（作為存在的存在）。”（海德格爾：《路標》，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1，第77-78頁）
弗里德曼認為，分歧的根源在于他們繼承了新康德主義的兩個不同流派（西南學派和馬堡學派），并沿著不同的方向發(fā)展了這些遺產(chǎn)。海德格爾在弗萊堡大學師從李凱爾特，后者是西南學派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博士論文和教授資格論文中，海德格爾試圖用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解決西南學派的核心問題：如何將感性與知性、前概念的雜多與邏輯形式關聯(lián)起來。但與此同時，海德格爾又從狄爾泰的生命哲學汲取資源，強調行動主體的生存史，并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出了一種圍繞時間性展開的此在本體論。這種本體論不僅讓海德格爾的現(xiàn)象學分析完全背離了胡塞爾為現(xiàn)象學制定的目標，也讓他最終離開了新康德主義的問題域。如果說海德格爾最終脫離了西南學派，那么卡爾納普則是以一種激進的方式推進了馬堡學派的方案。他試圖用弗雷格的數(shù)理邏輯實現(xiàn)馬堡學派的理論抱負：將康德的先天概念發(fā)展為科學的理想性規(guī)范。為此，他將康德的實踐哲學擱置一旁，將認識論的討論純化為形式化的邏輯構造，并嘗試對世界做出物理主義的統(tǒng)一描述。這個激進的方案也為邏輯實證主義運動確立了基本方向：研究的興趣從關于對象的一階探究轉向了關于認識形式的二階探究，前者是科學的工作，后者才是哲學的工作。
馬丁·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與卡爾納普的矛盾看似聚焦于對待形而上學的態(tài)度，實際上是對形而上學終結后哲學還能做什么的不同看法。海德格爾堅持時間性的首要位置，強調對有限性的分析，卡爾納普則將哲學工作引向邏輯、數(shù)學和物理學。這兩種不同看法又進一步指向對“人”的不同理解：對不同的“人”而言，做哲學的態(tài)度和方式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從這些分歧出發(fā)，歐陸哲學和分析哲學之間不可逆轉的分裂發(fā)生了。
按照弗里德曼的說法，卡西爾有可能成為調和分歧的“中間人”?？ㄎ鳡柋旧硪彩邱R堡學派的一員，但他在《符號形式哲學》中超越了新康德主義的理論視域?？ㄎ鳡栒J為，康德所倚賴的牛頓式科學框架只是多元符號形式的一種，康德的認識論應該拓展至更為寬泛的符號形式（比如神話、宗教、藝術等），康德式的“理性批判”也應該推進到一種廣義的“文化批判”。在他看來，不同的符號形式不需要整合為單一的理論框架，也不需要某種“基礎性”研究來為它們奠基。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闡明了人類理解的原初形式，卡爾納普的《世界的邏輯構造》則提出了主體間的普遍語言，這兩種符號形式完全是可以共存的。
卡西爾還認為，每種象征形式都有自己的“調性”（tonal?ity），但它們在相互區(qū)分的同時又構成了某種“統(tǒng)一性”（unity）。這種統(tǒng)一性并非實體或源頭的統(tǒng)一，而是功能的統(tǒng)一，它是對每種象征形式進行實際探究之后得出的結論，而不是依賴于某個預先設定的總體框架。他在《人論》中寫道，“多樣和區(qū)分并不意味著紛爭或不和諧，所有功能都在相互補充中最終完成。每個功能都開啟了一個新的視域，向我們展示人性的一個新層面。不和諧中蘊含著和諧，對立也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依賴。”為調和精神科學和自然科學、非科學領域與科學領域提供了可能的基礎。
邁克爾·弗里德曼（1947-2025），生前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康德、科學哲學、20世紀哲學史等。主要著作有《時空理論的基礎》《康德與精確科學》《重新思考邏輯實證主義》等。
故事的隱層與敘事的縫隙
對于《分道而行》的敘事主線，我們可以有如下的反思。第一，基于自己的理論專長，弗里德曼在新康德主義這個主導視角下探討三位哲學家對這一傳統(tǒng)的不同回應，讓他們以共同的興趣討論共同的議題，將蕪雜的素材收攏于一條明確的主線，這無疑增強了敘事的力度。但三者的思想中，一定有一些復雜層次和內部張力是這個視角無法涵蓋的。如果弗里德曼沒有堅持從新康德主義的角度解讀卡爾納普和海德格爾，“分裂”會不會比他所呈現(xiàn)的更加復雜？同時，新康德主義的解讀也有可能扭曲了三者的思想。比如，弗里德曼是將卡爾納普解讀為新康德主義者的主要發(fā)起者，但新康德主義要素在卡爾納普思想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世界的邏輯構造》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新康德主義文本，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問題。第二，有評論者（Hans Sluga）指出，弗里德曼的敘事不僅忽略了羅素和摩爾在世紀之交對觀念論傳統(tǒng)的反叛，還忽略了實證主義者和邏輯經(jīng)驗主義者對康德和黑格爾的拒斥，這些同樣也是理解“分裂”的關鍵視角。第三，這個理論敘事是否掩蓋了一些本該存在的共通點？比如，卡爾納普和海德格爾都認為哲學是一門統(tǒng)一的、基礎性的學科，盡管他們對基礎是什么有不同的看法。海德格爾會認為，卡爾納普所倚賴的數(shù)理邏輯還不夠基礎，因為數(shù)理邏輯是從此在的原初經(jīng)驗中抽象而來。反倒是卡西爾放棄了對基礎性的追求，將哲學理解為多樣化的學科。如果是這樣，卡西爾反而站在了既有同盟的對立面。
弗里德曼還在書中引入了政治的討論，這會讓他面臨更多的挑戰(zhàn)。他試圖闡明，政治因素即使不是理論分歧的內部成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外部推力。他寫道，“從純哲學的觀點看，它基于一種同時也出現(xiàn)在康德原初建筑術中的系統(tǒng)裂隙之上。但這兩大傳統(tǒng)在思想上的完全疏遠，它們彼此之間幾乎完全缺乏相互理解，卻是源于1933年納粹的掌權以及隨之而來的知識分子移民。”（第190頁）德語國家的分析哲學家，尤其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都因納粹統(tǒng)治而流亡北美，海德格爾則留在歐洲大陸。這一事實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分析哲學在大陸重新確立需要如此長的時間，但其是否真正推動了分裂本身，這是值得商榷的。歐陸哲學家，尤其是那些左翼哲學家，也離開了德國，其中也包括海德格爾的學生。此外，海德格爾的影響并不是分析哲學在歐洲無法生長的唯一原因。二戰(zhàn)后德國的哲學教席并非都由海德格爾（或胡塞爾）的學生占據(jù)，其中也不乏海德格爾的批評者，例如阿多諾和布洛赫。他們對分析哲學的排斥在某些方面比海德格爾更為激烈。
恩斯特·卡西爾。
弗里德曼還向我們展示了哲學的分歧如何與哲學家的政治傾向相呼應?？柤{普支持俄國革命，海德格爾不久后會支持納粹政權，而卡西爾則將他的地位和影響力歸功于魏瑪共和國，并以辯護共和民主作為回報。弗里德曼告訴我們，卡西爾在哲學上的調和能力可能與他的政治傾向深度相關：“正如他處理哲學問題的方法從根本上是綜合的和調和的，他對待政治問題的態(tài)度也是非對抗性的?！保ǖ?92頁）由于弗里德曼讓卡西爾扮演調和者的角色，他沒能看到魏瑪政權的不穩(wěn)定性或許反映在卡西爾的哲學中，在多元的符號形式中，有太多懸而未決的視角差異。更重要的批評是，盡管弗里德曼謹慎地認為，達沃斯辯論并不包含微言大義，也沒有以某種方式預示即將到來的政治劇變，但他還是想從這場哲學辯論中解讀出政治含義。相比之下，在《馬丁·海德格爾的政治本體論》中將達沃斯辯論解讀為社會權力隱喻的布爾迪厄可能更加坦率一些。這一批評最終涉及如下問題：哲學理論是否與政治關切直接相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政治立場是否可以作為衡量哲學的標準？這些問題并不屬于本書的敘事主線，但每一位讀者都會在掩卷之余陷入深思。我們并不知悉弗里德曼本人的確切想法。但至少對海德格爾而言，“真理”的內核是政治原則，任何讀過《黑皮書》的人都無法否認這一點。
從分道而行到和而不同
與這些批評相比，弗里德曼在此書中達成的成就更加重要。他成功地讓我們反思：道路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嗎？選擇了一條道路是否就意味著放棄了另一條道路？實事求是地說，哲學發(fā)展至今日，歐陸哲學和分析哲學達成和解的可能性已經(jīng)很低。如果是這樣，我們?yōu)槭裁催€要期待它們的和解呢？達米特在1987年的一次訪談中指出，兩種哲學的“鴻溝變得太大了，以致跨越它進行交流變得極其困難。我不是說人們應該裝作認為哲學在這兩個傳統(tǒng)上基本上大致相同。顯然這是荒唐可笑的。我們只有回到分歧點上，才能重建交流。現(xiàn)在叫喊跨越這個鴻溝是沒有用的”。（達米特：《分析哲學的起源》，王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第199頁）
盡管如此，弗里德曼仍然樂觀地認為，思想的匯流是可能的。現(xiàn)在的問題是，如果分道而行的狀況是可以糾正的，那么路在何方？弗里德曼相信，如果卡爾納普和海德格爾在達沃斯因為卡西爾的調解而握手言和，之后的哲學發(fā)展會變得更好。卡西爾真的能承擔這個艱巨的任務嗎？產(chǎn)生分歧的雙方都對此持保留意見。卡爾納普在日記中寫道，“卡西爾講得很好，但有些田園牧歌的味道?！保ǖ?1頁）海德格爾則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卡西爾非常禮貌，幾乎過于遷就。因此我遇到的反對意見太少，這阻礙了問題獲得必要的尖銳闡述?！?/p>
撇開這些帶私人情感的表述不談，考慮到康德式框架遭遇的種種批評（從對康德式表征主義的認識論批判到對康德式啟蒙主義的現(xiàn)代性批判），一種在卡西爾啟發(fā)下的“新-新康德主義”（neo-neo-Kantianism）并不一定能成為被各方所接受的調和者。弗里德曼本人也在專門為中譯本寫的新版序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疑慮，甚至表露出一種并非折中的傾向：“這種進路后來在符號形式的哲學中被一般化和加以擴展，以涵蓋我們可以稱為人類文化整體的概念史的東西。正如我曾經(jīng)說過，這最后一步是我自己不準備邁出的。但我相信，在我們當下的科學哲學和科學認識論中后邏輯經(jīng)驗主義和后庫恩時代的境況中，體現(xiàn)在他更為專門的科學著作中的卡西爾早期的進路有特別的意義。”（第13頁）如果弗里德曼更傾向于接受卡西爾早期的科學哲學工作（比如《實體與函數(shù)》），那么他也許對分析進路抱有更多的好感。
《月光下的冬天景色》（1919），恩斯特·路德維希·基希納（Ernst Ludwig Kirchner）繪。
那么，應該如何來設想歐陸哲學和分析哲學的有機結合呢？我們可以在晚近的一些理論動態(tài)中找到若干顯性的線索，比如德國哲學的分析化轉向與分析哲學對德國觀念論資源的反向征引，現(xiàn)象學與心靈哲學、認知科學的交叉融合，等等。然而，這些線索目前更多地呈現(xiàn)為局部性的方法互鑒或主題交叉，尚未形成穩(wěn)定的理論范式——它們更像是兩種哲學傳統(tǒng)的試探性觸碰，而非真正的有機融合。并且，若以“有機融合”的高標準衡量，這些探索目前仍停留在“單向吸收”的層面。這種吸收更接近于理論嫁接而非基因融合，二者的核心方法論差異并未真正消弭。拋開這些局限性，我們確實在這些探索中看到一種“問題先于立場”的研究姿態(tài)：以問題本身為導向，將不同傳統(tǒng)的資源轉化為解決具體哲學議題的工具庫，通過協(xié)同合作共同應對挑戰(zhàn)。這種態(tài)度讓不同傳統(tǒng)下的哲學家看到了合作的希望。
無論如何，在找到合適的方案之前，我們至少可以像羅蒂建議的那樣，“盡可能地保持實用主義的寬容——雙方都視對方為真誠的同事，盡管陷入誤區(qū)，但仍在盡最大的努力將光引入黑暗的時代?！北M管每一個哲學工作者都可以在方法和結論上持有完全不同的見解，但是從謙遜而真誠的態(tài)度出發(fā)，歐陸哲學家和分析哲學家可以在對自身的思想傳統(tǒng)有充分自覺的前提下相互借鑒和學習。對歐陸哲學家而言，分析哲學的清晰表述和嚴格論證是值得追求的標桿。通過分析和說理來消除概念使用和邏輯論證上的模糊和混亂，這應該成為所有哲學工作者的自覺要求。除此之外，分析哲學家并不囿于某個思辨的體系中，而是不斷地向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現(xiàn)實發(fā)展和前沿成果汲取資源，這種向一切人類經(jīng)驗討教的開放態(tài)度和真誠意愿也是所有哲學工作者都必須具備的基本素養(yǎng)。反過來，盡管對宏大敘事的警惕和拒斥是分析哲學家的基本身份認同，但歐陸哲學至少可以幫助他們看到，一個或一組被明確界定的問題是如何落腳于某種整體性當中的。這種對整體性的訴求首先意味著哲學（如果哲學還希望有別于其他學科的話）必須探討世界的各個部分是如何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其次意味著哲學家必須在方法和結論上對自己提出的這幅整體性圖景進行反思。
如果從事哲學工作的人能保有這種謙遜而真誠的態(tài)度，即使無法從“分道而行”轉為“同路而行”，“和而不同”的“相向而行”還是極有可能實現(xiàn)的。當然，這也許不是所有哲學家的追求，但在弗里德曼以及受其惠澤的思考者看來，這個目標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思想因區(qū)分而多樣，因融合而深刻；匯流，而非分流，或許才是思想生生不息的源泉。
作者/孫寧
編輯/李永博 申璐
校對/薛京寧
